重庆北碚是一个水陆码头，嘉陵江由北而南纵贯全境，两岸植被茂盛，水系丰富。渝合公路上接合川，连通南充；下达重庆，沟通长江，是川东北重要航道和水陆交通的枢纽。北碚依着缙云山，周边山地丘陵多，平坝较少，唯有北碚城所在的嘉陵江岸边，是块平坝缓坡，既可供往来木船冲滩过峡时休憩，也方便临时征集纤夫。
抗战初期，重庆成为了中国的陪都，是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北碚既是国民政府的迁建区之一，又是陪都的文化迁建区，国民政府有13个院、部、局和30多个下属机构迁至北碚，还先后接纳了大专院校九所，中专学校九所，科研院所十三个，有在校学生六千人。当时的北碚一带又聚集着颠沛流离逃难而来的不少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名人泰斗，成为国共要员常来常往之地。同时，北碚又是中共南方局建立的重庆江北统景经北碚、合川、铜梁、邻水、大竹、渠县、广安、岳池、达县出川入陕到陕甘宁边区的秘密交通线的必经之地。因此，国民党控制及其严格，除驻有政府的警卫、警察和军队的驻军外，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在北碚设有一个分局，军统和中统等特务组织也在当地设有常设机构。
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北碚稽查分局的那栋不起眼的3层小楼，位于远离闹市区的一条背街，楼前楼后还有几幢平房，围成了一个院子，院子的围墙有两丈多高。小楼前院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三合土坝子，坝子两边的平房是警卫队的营房和库房，后院是车库、伙房和食堂。小楼的地下室是审讯室和临时关押犯人的牢房，经常隐约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小院靠街那扇漆黑的大铁门，只有车辆进出才打开，平时一般都大门紧闭。大门左面开有一个小门，供人出入。稽查分局在北碚的车站、码头和公路设有固定检查站，在工厂、库房、学校、文化新闻单位、繁华路段和居民区设有临时检查站。
早晨八点钟，稽查分局院子里的人进进出出，一片繁忙。北碚稽查分局侦缉科科长叶兴逸上班刚刚上了分局小楼的楼梯，正准备进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分局情报科科长乌志蒙和他打招呼：“叶科长早”。
生得虎背熊腰，长相墩笃（重庆方言：魁梧，帅气的意思），浑身透出精明干练的叶兴逸，居高临下地望着矮他半头，尖嘴猴腮的乌志蒙，笑眯眯地说：“乌科长早”。
乌志蒙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神秘地说：“出大事了。冯局长通知到会议室开会。”
叶兴逸依旧笑眯眯的，掉头尾随乌志蒙来到了分局会议室。
会议室里很快就坐满了分局各科的科长、队长和机要人员。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北碚分局局长冯国哲，大步走进会议室，在端头的椅子上坐定。跟他一同进来的分局内务科资料员木美，从文件夹的一沓文件里拿出一张电话记录递给他。冯国哲粗略的看了一遍，念道：
“最近几天，皖南共产党的新四军叛军遭到政府部队的围歼，异党必然有所异动。刚才接司令部稽查处电话：重庆卫戍区及所属各区县从即刻起，配合政府相关部门施行秘密戒严。稽查处各分局均照此办理，不得有误。”
会议室一阵骚动，人们东倒西歪，纷纷交头接耳；只有叶兴逸依旧面无表情，端坐如仪。
“大家安静。”
肥头大耳的冯国哲清了清嗓子，大声说起来：
“各单位听命：
“情报科即刻派出便衣人员严密监控警戒公路、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对可疑行人随时加以抽查，特别是从重庆方向过来的人要严加防范，阻止重庆市区共党与北碚、合川的交通联络，搜捕从事地下活动的共党分子；
“侦缉科派遣便衣人员严密监视重要机关、仓库及附近游艺场所和人口繁杂处所等，并派便衣游动巡查哨在各饭店旅社往来逡巡，对外地口音的食宿客人要重点盘查，以防意外；
“警卫队取消休假，所有检查站均派双倍人员执勤，加强警戒，维持治安，镇压意外发生的紧急事件；
“电讯科和机要科等要严守岗位，相互配合，及时传达重要信息；内务科要指定人员维护好武器装备，保证汽油和弹药等物资供应，做好调配工作；
“担任戒严人员施行戒严时，除必要外，务以秘密而不露形迹为原则。”
冯国哲铺排停当，站起身来，吆喝一声：“大家有活干了，赶快开工。”说完，拿起皮包就走了。
大家也纷纷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立即空无一人。
小楼里很快就乱成一团。翘着二郎腿抽烟的，呼三喝四掷骰子赌钱的，指手画脚吹牛谈天的，躲在角落里闭目养神的人，被招集到一起布置任务。听说要戒严，有的家伙高兴得手舞足蹈，觉得浑水摸鱼，敲诈百姓的发财机会来了；有的崽儿怨声载道，叹息又要熬夜加班，不知又要折腾多久；也有人紧锁眉头，沿走廊不紧不慢地走向办公室，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暗暗提高了警惕。这个人，就是叶兴逸。
原来，叶兴逸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他和冯国哲都是北碚云封镇人，两人是老乡。云封镇处于缙云山麓的半山上，离云封十几公里的大山上有一个小山村叫云山村，叶兴逸就出生在这里。冯国哲的老家是离云封镇十公里的山脚一个叫云河村的大村寨。云河村位于碧水悠悠、黛峰倒映、翠竹夹岸的嘉陵江的左岸，有一个小码头。
叶兴逸10岁那年，母亲生了一场重病，在云河村下力的父亲只得回家照顾母亲。然而一年后，卧病在床的母亲还是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
父亲为给母亲治病，欠下了村里郎财主一笔债务。当时在云山村，有两个有钱人，一个就是郎财主，他也是云山村的保长，那是一个依仗黑恶势力为非作歹、为富不仁的家伙，对待村民心狠手辣，非常刻薄。另一个是个退役军医，姓单，早年留学日本学医，与鲁迅曾经是同学。学成归国后，在杨森的川军里当了多年的军医。后来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单军医有次骑马因军马受惊摔断了腿，就从第27集团军退役，在重庆城开了一家西药店，不时通过香港的渠道，走私一些稀缺的药品和医疗器材供给旧时供职的川军部队，赚了很多的钱，又用赚的钱投资了好几个赚钱的行业。几年前，单医生考虑到年纪大了，就把西药店交给几个儿子打理，自己带着老伴回到家乡养老。单医生同情叶兴逸一家的遭遇，他也是天府煤矿的股东，就介绍叶兴逸的父亲到天府煤矿讨生活。于是，父子三人就搬到了煤矿。
叶兴逸的哥哥跟随父亲当了矿工，叶兴逸的年龄还小，就到煤矿办的识字班读了两年书。他13岁那年，天府煤矿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事故，事故的起因，是有一个叫王发塘的矿工，也是叶兴逸同村的乡亲，他经常偷偷在井下抽叶子烟，由于他性格十分凶悍，再加上他参加了袍哥，平时没人敢惹，终于在一次井下抽烟时酿成大祸。叶兴逸的父亲和16岁的哥哥在事故中双双遇难。而王发塘不顾身受重伤，在几个袍哥兄弟伙的帮助下趁乱逃跑，养好伤后上山当了棒客（土匪）。
叶兴逸成了孤儿。从煤矿领取的赔偿金，大多都用来还了债。由于生活所迫，他被迫下煤矿当了一名挖煤的童工。
挖煤是一个下苦力的活，又脏又累又危险，周围的矿工都很照顾还是一个少年的叶兴逸。工友中有一个名叫顾宏君的师傅，是地下党派往煤矿做工运工作的共产党员，他见叶兴逸聪明伶俐，纯朴善良，既识几个字又吃苦耐劳，对他格外关照，经常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经过顾师傅的悉心培养，叶兴逸在与工头、恶霸的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不到20岁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抗战爆发初期，日军装备优良，充分发挥优势火力，造成中国军队伤亡很大，仅“8•13”凇沪会战3个月，中国军队伤亡即逾30万，急需得到后备兵源的迅速补充。国民党遂将长期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奉命，紧急征募志愿兵补充前线部队。组织为了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军运工作，培养军事人才，趁机派遣叶兴逸到铜梁报考了西迁在此的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四期军校学员。
1939年军校毕业后，叶兴逸被分配到第27集团军杨森部当了一名少尉排长。一天，叶兴逸所在部队奉命到湘鄂公路上去埋设地雷。中午时分，叶兴逸带领尖刀排行进至一个繁华城镇的天主教堂时，突然与日军遭遇。鬼子兵占据了教堂的高大建筑物，居高临下疯狂扫射，尖刀排伤亡惨重，处境极为不利。
那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叶兴逸指挥士兵沉着应战，自己倚着一堵砖墙后面，眯起眼睛搜索敌情。突然，阳光照射下对面一百多米远的教堂屋顶上，一道反光一闪而过。叶兴逸看得分明，上面趴着几个人，反光来自一个鬼子军官面孔前面的望远镜。他抓住这稍纵即失的机会，果断扣动板机，鬼子军官的脑袋立即开了花，像一个捽烂了的西瓜，红艳艳的一片，令人作呕。尖刀排趁机一阵猛冲，把失去指挥官阵脚大乱的日军打得溃不成军。叶兴逸以他的灵活机智被提升为中尉副连长。
1940年春天的一天深夜，在湖南抗战前线的杨森部指挥机关被日军早赖支队趁夜偷袭，已升任上尉连长的叶兴逸带领全连拚死抵抗日军，指挥部和直属部队才得以顺利突围。此战叶兴逸为救战友身中两弹，受了重伤。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对他英勇抗敌挽救了自己和指挥部大加赞赏，亲自安排把他送回重庆的后方医院治伤。
1940年11月，经半年多医治，叶兴逸基本痊愈。当时，地下党北方交通线遭敌破坏不久，由于北碚是重庆到延安的重要通道，必须抓紧重建恢复交通。于是，地下党重庆市委指示伤愈的叶兴逸回到故乡北碚，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潜伏下来。
叶兴逸打听到杨森正好回渝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军事会议，他通过第27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熟人找到杨森，提出了回家乡工作的想法。杨森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手下基层军官，当即满口答应，并于去年12月初，通过关系安排他来到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北碚分局，当上了侦缉科科长。
叶兴逸回到北碚，他的直接领导人，也就是刚刚上任不久的地下党重庆北合区区委书记顾宏君与他取得了联系。顾宏君说：由于北碚和合川处于党的秘密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地理位置显要。又鉴于北方交通线刚遭敌人破坏，党组织损失惨重，而敌人的力量却很强，指示他潜伏在敌人心脏与敌周旋，并给他取了个代号叫“蚂蚁”。地下党还安排了一个以菜贩为职业掩护的地下交通员小岳担任他的联络员，保持单线联系，共同掩护重建的党的秘密交通线的安全。
不料，叶兴逸到北碚分局侦缉科上任才一个多月，还在观察形势，摸清情况，熟悉环境，就遇到局势突变。他立即打起精神，准备迎接严峻的斗争考验。
现在，也就是一支烟的功夫，北碚侦缉分局小楼里的人便陆陆续续出了院门拐上了大街。警卫队的人都扛着长枪，穿着制服；情报科和侦缉科的人则身藏驳壳枪，以便装为主；远一点的开的摩托车，也有骑洋马儿（自行车）的，近的则三三两两结伴而出，步行而去。
叶兴逸回到科里，三言两语安排妥当，把手下都打发上了街，自己叫上侦缉科一个叫大双的队员，不慌不忙地出了院子。
这大双也是北碚人，还是叶兴逸在第27集团军当连长时的自己连队的士兵，穷苦人出身，抗战爆发时当的兵。叶兴逸军校毕业来到部队，居然遇到老乡，自然对他格外关照。他发现大双思想进步，为人正直，作战十分勇敢，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经过考察，将他发展为共产党员，并提拔为班长。
1940年春天那次与日军波田支队的战斗极其惨烈，叶兴逸带着连队在敌人的偷袭中仓促应战，抢占了指挥部前面公路边的山头，掩护大部队突围。他们冒着日军的猛烈炮火坚守阵地，伤亡惨重，大双班里的战友牺牲过半，敌人趁着漆黑的夜冲上了山头，混战中大双的子弹打光了，他毫不畏惧，上好刺刀与两个鬼子兵厮杀。他好不容易奋力刺死了一个鬼子兵，却被另一个鬼子兵刺中了左腕，他在倒地的时候，拚尽全身力气，出其不意地用一个扫堂腿把那个鬼子兵踢下了山崖。他不知道此时背后又窜出一个鬼子兵，举枪向他瞄准。就在枪声响起的千钧一发之际，叶兴逸猛冲过来，用驳壳枪与鬼子兵对射。大双得救了，叶兴逸却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大双养好伤，先从湖南回到北碚。后来，叶兴逸也回来进了稽查处北碚分局，就把他也介绍到侦缉科当了侦缉队员，在自己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