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与重庆若即若离的宁静渠涪城，一夜间突然变得热闹起来。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后来，渠涪被划为重要的迁建区。

渠涪，一座距重庆主城区约50公里的小县城，能够在中华民族最辉煌的御侮史上，留下鲜活、鲜明而深刻的印记，范川谷及孔贤仁，打下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自上世纪20年代末，范川谷回到家乡，就联合孔贤仁等人，着力对渠涪县进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造。他提出了“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造公众福，急公众难”等响亮口号，“以地方安宁为第一步”，组织士兵队和学生队，依靠群众，围剿渠涪江温汤峡两岸的土匪。他在剿匪工作中创造性的采取了“标本兼治”的策略，既武装剿灭匪徒，又“化匪为民，寓兵于工”、“以匪治匪，鼓励自新”，对悔过自新的匪徒以生活出路，安排回乡生产。一些昔日的土匪就在范川谷办公的庙嘴参加生产组，从投资小、只要简单技术的打草鞋、织土布开始，逐步发展到由职工集资建成机器织布的小三峡染织厂。短短几年时间，就肃清了辖区匪患，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对渠涪县城环境的整顿和美化，无疑是范川谷社会改造的一大亮点。原来的渠涪县城，只有两条狭窄的主街和几条巷道，房屋建筑低矮而凌乱，且环境极差，处处尿缸粪坑、臭水淤塞，至夏则蚊蝇群飞、老鼠乱串。范川谷身先士卒，亲自带领士兵和学生掏挖淤泥积水，清除垃圾粪凼；又覆盖阳沟，添辟阴沟；改建公厕，建立街房卫生责任制；加宽街道路面，整修道路。他从南京运来千余株法国梧桐植于市街两旁成行道树，并亲自规划建设了8个街心花园。他还利用温泉飞瀑、山川古刹等自然条件，亲自勘察设计，亲自指挥施工，建成了温汤公园、平民公园等休闲娱乐景点，从而实现了建渠涪为“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有居住、皆有游览”之地的理想。

范川谷深知，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和人才储备，所有的社会改造都是水中花、镜中月。他把“吸引新的经济事业”作为家乡建设的第一要务。在苦心经营航运公司的同时，还以独资、集资、引资等方式，大力兴办各类实业。1934年，北川铁路建成通车，这是渠涪县乃至整个四川省的第一条铁路。由改造好的土匪为工厂主人的小三峡染织厂，不仅为渠涪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更重要的是直接解决了数百名乡邻的生计问题。范川谷、孔贤仁等人，还亲手创办了渠涪综合性经济实体——兼济公司，经营范围涉及旅游、餐饮、农场、化工、面粉等领域。

范川谷把“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作为改造愚昧落后乡村的重要举措。在“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思想指导下，范川谷不惜重金，先后创办实用小学、兼济中学中学，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渠涪的民众教育更是独树一帜，先后举办民众学校25所，把学校办进了趸船、茶馆和街道，使原本封闭愚昧的渠涪县成年人，普遍受到现代知识教育。

同时，范川谷大量引进科研人才和仪器设备，建立了华夏西部科学院；建成“峡区图书馆”，保存了不少独家所有的珍、善本书籍；创办《渠涪江日报》，兴建了地方民生医院和公共体育场，为渠涪人民的身心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多个机关、单位、学校和社会团体来了！迁来的机关中，有国民政府司法院、立法院、监察院、最高法院等国民政府中央部级以上单位13个，下属中央局处级单位30多个；文化新闻机构中，有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国立编译馆、中国辞典馆等30余家；教育机构和大中专学校有国立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歌剧学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等20多所；科研机构有中央研究院动物、植物、物理、心理等多个研究所，以及经济部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国地理研究所等20多家。此外，还有十多个戏剧团体长期驻扎北碚，创作、排练和演出抗战戏剧。

3000多位各界名流来了！国民党的高层人物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及其他高级官员，很多常住渠涪；中国共产党的众多精英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也时常来此拜会抗日进步人士，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一大批专家学者来了！郭沫若、胡风、艾青等都在渠涪留有诗文，陈树人的一句“不负蜀中好山水，大峨眉又小峨眉”，为青云山增添了“小峨眉”的美名。吕振羽、侯外庐、陈望道、周谷城、童第周等学界泰斗，在渠涪著书立说。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等教育家，也与渠涪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渠涪县志统计，1940年3月，渠涪县所辖地区人口总数为97349人，比1936年增长32056人，增长率为49%。

大量的单位和人员涌进温汤峡区，这对渠涪来说既是好事也是难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峡区在搞社会改造，需要网络物资和人才，现在人才来了、单位来了，无疑对建设大有好处。然而，县里的人口由6万多人骤然增至近10万人，平均每2个渠涪本地人，就要接待与安置一名迁入人员。这么多人的吃住成为一个大问题。

不过，这点问题难不倒勤劳、善良、好客的渠涪人民。在范川谷、孔贤仁的号召下，渠涪人民充分发挥爱国民族精神，像接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填沟建街、开山造房、打扫庭院，安置各方涌来的流亡者。有多少人家，自己搬进草屋、猪圈，将正房、堂屋腾出来让给客人；还有多少人家，全家一起上阵，把庙宇、祠堂、农村大院，打扫得干干净净。

渠涪人民的博大胸襟和热情好客，感动了因战争而失去家园的全国各地迁入人员。他们把渠涪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抗日救亡的同时，倾心参与渠涪的建设。若干年后，他们对渠涪江、青云山仍念念不忘，充满深情。中央音乐学院退休教师奚曙瑶夫妇曾写道：

“58年来，对渠涪、青云山魂牵梦萦，苦苦期待重返故里。2004年金秋，终于圆梦重庆，了却心愿，今生无憾......事隔六十余年，我们这些当年生活在渠涪的少年......有生之年我们不会忘记四川人民、四川的山水，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一位复旦学子年老时的回忆，更是情真意切：“我在渠涪学习，喝渠涪江水，在黄桷镇、东阳镇、渠涪行走。我在北温汤洗澡，喝青云山甜茶，吃海椒，泡茶馆，吞担担面。渠涪养育了我，渠涪江船夫的号子，穿过浓雾，陶冶了我的身心。我原名邵文绅，也因而改名邵渠涪……”。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之子、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在他那篇饱含深情地缅怀渠涪的文章《第二故乡的梦》中写到：

“那时的渠涪是个小城。城中心靠着渠涪江，其规模也就是三五条小街吧。它的精彩之处，并不在城中心，而是周边。周边散布着无数文化教育机构，都是由北平，由上海、由华东，由华南搬来的，里面住着一大批赫赫有名的文化人，说他们是全国的思想精英一点也不为过。”

“全国的精英一下子集聚在祖国西南的一个小镇，在历史上很罕见，这就是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