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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深夜。孔贤仁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漫不经心地翻阅过期报纸。他之所以懒心无肠，是由于国民党实行严格的舆论控制政策，所有的报纸几乎都一个鼻孔出气。就连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维新派重要代表人物宋育仁创办的《渝报》，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忽然，一则边角的小方块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报道仅有寥寥数字：

“朱毛共匪已于近日被国军一举击溃，现正慌不择路流窜。”

红军真的被打败了？！

“从军事上讲，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暂时失败了！”

1935年1月15日下午。贵州，遵义城。一幢楼房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的三层官邸。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

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中国革命命运乃至中华民族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会议。

正在进行发言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拢了拢满头的长发，站起来，手里拿着那份毛边纸的铅笔记录稿，用一口地道的湘音说着，边说边还有点轻微的咳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去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参会的诸位。没有人说话，只是有的用赞许的眼光向他微微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

“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

说着，毛泽东瞅了瞅周恩来。周恩来眨眨眼，微微点了一下头。

毛泽东接着说：

“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

“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然后又对大家说：

“关于华夫（即指李德。笔者注。）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凭着一种直觉，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翻译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奋力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道：

“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找我算账！！”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付之一笑：

“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

毛泽东的发言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王稼祥在躺椅里，感到不安。他坐了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

“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洛甫（即王稼祥。笔者注）接着说：

“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一向寡言少语的朱德同志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严肃地说：

“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

“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伍修权将聂荣臻的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眨巴着黄黄的眼珠，脸上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但聂荣臻讲的又全是事实，他也不好辩护，更不好发火。

会议列席人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他是一个直性子、硬汉子，按照过去的习惯，在军委会上，他是爱“放炮”的。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认为是不对的，都敢批评，就连李德，他也不止一次地顶撞过。而向别人提意见，常常是直来直去，单刀直入，很少转弯抹角。当他一落座，听了大家揭批“三人团”（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笔者注）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错误时，早已按捺不住，于是大声说到：

“今天我想说的，是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曾当面说过的。今天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你们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会议最后，作出五条决定：

（1）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 指定洛浦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

支部中去讨论；

（3） 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

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