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过了多久，文蛤开始了，记忆里，我才上了一堂美术课，画的是田俺门，我的画还得了满分。没过两天，那个美术老师就被打倒了，说他是狗特务。那个美术老师很老了，是一个老头。

音乐老师是个女老师，白白胖胖的，戴着一副眼镜，也被打到了，说她是资本家的大小姐，记得那时的天气很热，中午把她押到演出用的台子上暴晒，站直了不叫动，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木牌，写的什么我不知道，只看清了写的字上有一个大叉子。

最后轮到姚校长，听说他头一天晚上还跟几个老师，有说有笑的一起吃晚饭，第二天就被打倒停职反省了。学校里乱哄哄的，没法上学，学校开始停课。

每天在家不上课，我就跟邻居的小孩，到处去看红卫兵抄家。胡同里有个老太太被抄家的时候，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她，她被打晕，躺在地上，红卫兵说她装死，继续打，打够了还把她头发剪得乱七八糟长短不齐，还给她脖子上挂个大木牌，上面写着“我是地主婆”，在这几个字的上面画着大叉子，叫她滚回老家去，路上还不许把牌子摘掉。

那个靠典当为生的老太太也被抄了家，从她们家抄出了很多大皮箱子。据说里边都是珠宝。

原来，她们是清朝正黄旗，满清的后人，老病鬼很有可能是个太监，被伺候的那个老太太，不知道是个夫人还是格格，对外是姑侄相称，不然，老病鬼为什么经常被老太太打。她们家的珠宝全被抄走了，不知道今后这老娘俩会靠什么生活。

文蛤刚一开始，西小耳房的那个男人，突然消失不知道去向，只剩下那个女人还留在北京。表面上看，他们夫妻日子过得很苦，靠蹬三轮挣钱。

红卫兵从他们只有几平米的家，抄出了很多值钱的东西，从小小的房顶，就抄出了很多高档的手表，貂皮帽子，貂皮大衣，听他们大人说，这种皮衣，皮帽很贵重，冬天穿戴上雪花不会往上落。同时，还抄出很多金条，这回，他们夫妻真的变成穷人了。

后来听说，那个男人是回东北老家去了，是地主家的一个大少爷，这个女人，是他们家的丫鬟，这个女人个子很高，也能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

那个男人在东北老家杀过人，临解放的时候，带着这个丫鬟跑到北京，过起了夫妻的生活。

文蛤一开始，他怕在北京受到牵连，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家的人已经把他遗忘了，又偷偷地跑回老家去。

因为，他在老家有人命案，一直被当地正副通缉，他跑回老家歪打正着，被当地正副逮住，镇压了。

那个女人，因为是他们家的丫鬟，没有受到打击，只把炒出来的东西全部没收了，后来，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到老。

母亲单位也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只是听大人们说，她们单位闹得更欢，还出现了两派争斗，还有什么保皇派，母亲好像不在红卫兵的行列里，她名义上是民兵暗中是保皇派的，听母亲跟阿姨聊天时说“有一个院领导被红卫兵追打的无路可走，跑到母亲看管的大门跟前，是母亲开门把他放走了”。

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一天晚上母亲的一个同事跟刘阿姨一起，急急忙忙的来找母亲说“柳玉，今天晚上别在家里睡了，赶紧出去躲一躲，另一派的人来抄家了，已经抄到哪哪的集体大院了”

情况紧急，母亲来不及带我们四个孩子一起走，就把我们安置在，邻居小春节的家里，每天小春节的家里只有她跟她妈妈，母亲跟着刘阿姨她们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我们几个在小春节的家里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看见母亲平安的回来了，我心里也踏实了，事情可能是过去了。

停课的这段时间里，社会上虽然很乱，我们哥四个并没有被送回老家，而是我看着弟弟妹妹。原来，爷爷跟父亲打架了，只听见父亲跟母亲说，那天他回老家，爷爷管父亲要钱，父亲实在拿不出钱来，爷爷拿起斧子砍向我的父亲，父亲一躲没被砍着，爷爷的一斧子却砍在父亲用的自行车的大梁上，幸好，那个年代的自行车，质量好，大梁只被砍了一个小坑。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经常被送回老家，爷爷管我父亲要我们回老家的钱，父母每个月给我奶奶的钱，不算数，还跟我父母单要钱，这都是我三叔的主意，我父母手里根本没有钱，每个月到月底接不上的时候，都会跟单位的互助会里借钱花，从哪场架之后我们哥几个，再也没有被送回过老家。

有一次，我带弟弟妹妹一起到胡同口去玩，胡同口的边上有一块大石头，我把弟弟抱在上边坐着，听说那天，茂爷爷要接见红卫兵，公路上坐满了等着接见的红卫兵，我也很想见见茂爷爷，我带着弟弟妹妹在路边，跟红卫兵一起等着茂爷爷的接见。

弟弟在石头上边来回的挪动，一下子掉了下来，他大哭起来，这时，过来一个红卫兵姐姐，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包，她打开，我一看是一包块糖，她从里边拿出几块，放在我手里，叫我给弟弟吃，我很感激的谢谢那个大姐姐。

她走了，弟弟看见我手里的糖，很快就不哭了，母亲经常地告诫我们，不能跟生人走，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我见那位姐姐走远了，我告诉妹妹弟弟，这个糖不能吃有毒，弟弟跟妹妹很听话，没有再跟我要糖吃，我把糖扔在路边的下水道里。

我们跟着红卫兵一直等到下午很晚了，天都要黑了，红卫兵才散去，听说茂爷爷已经接见完了，我恋恋不舍的带着妹妹跟弟弟回家了。

文蛤后期，我们又开始上学了，那时上学，经常搞忆苦思甜的活动，请一些有苦大仇的人，来给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有一个姓单的人，给我们做忆苦思甜的报告，他讲“他们家是农民，被地主老财害苦了，他爷爷奶奶欠地主的钱，被活活打死，小姑姑被地主用油锅，活活的给炸死，地主家的一个老太太死了，他的俩个小姐姐，活着就被灌了水银，给地主婆陪葬，等等”，他一边讲一边哭，讲的我们大家都跟着哭。

报告做完了，老师开始给我们学生，一人发一个野菜窝头，别看，我们听报告哭得很伤心，但是，野菜窝头一点咸味也没有，还真的吃不进去，我们跟老师请求回家去吃，老师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中午放学我们一出学校大门，有好几个同学就把窝窝头塞给我，叫我拿回家喂鸡。

后来听中学的学生们说，那个姓单的，在哪个中学住校当工作队，跟一个地主家的大小姐谈恋爱了，还有人说，他的忆苦报告是假的，把大家全欺骗了，要是真的，对地主有那么的深仇大恨，能跟地主家的大小姐谈恋爱吗。

我们星期天休息的时候，经常去开批斗会，批斗那些被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还有一些流氓坏蛋，现实的坏分子。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到九四局小学开公审大会，那次开的公审大会，被公审批斗的有5个人。

我去的晚只能站在最后一排，因为我的个子矮看不见前边，我站在我拿去的小板凳上，那也看不清楚台上的人，只看见台上有五个被警察按着的人。

公审是从第一个人开始，第一位，是一个地主婆，因为她经常地被同院的居委会干部揪出去批斗，从此她怀恨在心，一天晚上她趁着哪家的大人不在家，把哪个干部家的小女孩子砍了很多刀，后脑勺被砍掉了，那个女孩子命大没有被砍死，经过抢救又活了过来，后脑勺换了一个塑料壳。

第二个，是一个20几岁的女青年，她化装成外国人的模样，闯外国的大使馆，被警卫截住，跟她说外语，她不会听不懂，这样查出她是中国人。

第三个，是一个14岁的男孩，跟人打架，用菜刀把那个跟他打架的孩子，砍了十几刀，我远远的还看见了那件白色的血衣。第四，第五，就是普通的流氓惯犯，劫道，抢劫。

开完那次公审批斗大会以后，那前三个要犯，深深地烙印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太恐怖了。

没想到，这竟是我在北京最后一次参加的公审大会。更让我没想到的是，N多年以后这次的公审大会，却跟我结下了一段不解的怨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