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北京卫生系统积极响应茂爷爷，1965年6月26日发表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简称“6，26指示”。

北京大批的医务工作者，被迁往全国各地的农村，父亲的单位也不例外，他也在被下放的名额里，这一走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回来。

母亲知道了父亲被下放的消息，不忍心叫父亲一个人走，也跟单位申请跟父亲一块到农村去，单位很快就批准了母亲的申请，同意他们夫妻一起到农村去，地点由他们自己挑选。

我们虽然居住在北京，但是离老家很近，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我父母也可以回老家去下放，父亲觉得还是回老家比较好，那里毕竟是自己的家乡。

母亲考虑到那里虽然离北京很近，但是，老家归属河北省管辖，也算出了北京市。再有老家的爷爷，三叔他们对我们一家人一直不友好，回老家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母亲决定选择，离北京远一点的远郊区去下放，那里毕竟还是由北京市管辖。

父母第一次去那个区县的卫生局报道的时候，那个县的前任卫生局局长可笑到了极点，要把父母分开下放，一个在白河的东岸，一个在白河的西岸。

母亲见这个局长欺负北京来的外来人，也不示弱的指出“既然给我们夫妻分开下放，那就先给我们办理离婚手续，再分工作地点”.

局里好人还是有的，也指责局长没有这样办事的，“人家是夫妻一起来下放的，怎么能给他们分开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那”，经过母亲的争取，最后那个局长同意了，把父母下放在一个村子里。

几年后听说那个局长得了什么癌症，年纪很轻还不到50岁就去世了，这大概是落井下石的报应吧。

那时社会很乱，把我们几个孩子扔在北京父母不放心，决定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一起到农村去。

临走之前，母亲决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回老家一趟，去跟亲亲们告别。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了。

第一站，母亲带着我们来到了南巷口，一个表姨家，这里是去奶奶家的必经之路，母亲的意思既然路过表姨家的门口，就进去看一看表姨。

我们跟随母亲来到表姨的家里，表姨家的房间很宽敞，一个大土炕，土炕上没有铺着苇席，只有炕中间的位置有一小块破旧的炕席，有两三个老太太，站在破炕席的边上包饺子，见我们进来了很热情的迎过来，并邀请我们坐到炕上去，有一个老太太端来一碗白开水，叫我喝。

从燕郊走到南巷口，我还真渴了，可是我看见他们家这个样子，我没有接那碗水，我撒谎说不渴。

炕上没有苇席我怕坐一屁股的土，我没有坐到炕上去，我站在屋子的中央，那几个老太太跟母亲说，今天包饺子好像是一个什么日子，，叫我们在他们家吃午饭。

我不同意在他们家吃饺子，我跟母亲说到我奶奶家去吃午饭，有一个老太太见我们着急赶路就去煮饺子，我一看她去煮饺子了，我撒腿往出跑，那个老太太见我跑了，在后边追我，嘴里还喊着“丫头，别跑，吃完饺子再走”。

她越喊我，我跑的越快，我这一跑，母亲赶紧的跟那个老太太说“表姐你别忙了，我们走了，我得赶紧的追她”。

南巷口离我奶奶家很近，只有一条公路之隔，奶奶家在北巷口，我一溜小跑的来到奶奶家，我到了奶奶家真是渴极了，赶紧的到水缸里舀上一瓢水，大口的喝起来。

这时，母亲带着他们哥三也赶到了我奶奶家，一进门母亲说“小妹，你怎么不等吃完饭再回来，跑什么？”，我说“你看她们家多脏呀，连个炕席都没有怎么呆呀，还吃饭那，我可吃不下去·”。

在我们老家，几乎家家靠编织苇席赚钱，农村有个讲，每年的春节，炕上要换一张新的苇席铺上，你家里有没有钱，就看炕上铺的是不是新苇席，我在老家的时候，还经常的帮助三奶奶编织苇席。表姨家的炕上，连一块整的苇席都没有，说明，她们家比我们家还穷。

我们在奶奶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开始上路前往高楼镇，高楼离我奶奶家有8里地，那是一个大镇，哪里有姥爷，二姥爷一家，表舅，老姨，我还是第一次跟母亲一起回老家，第一次来高楼镇串亲亲。

我们先来到高楼一个给牲口看病的地方，我不知道母亲干嘛要带我们来这里，母亲进到屋子里跟里边的人说着什么，一会母亲出来说咱们在这里等一会吧。

半个多小时以后，从老远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头，白白胖胖的哈着腰，手里拿着一个拐棍，一步一步的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身边是我的五叔，我问道“妈，我老叔身边的哪个老头是谁呀？”母亲说“是你爷爷”。

原来，我爷爷是在高楼给牲口看病的兽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爷爷，他也是第一次看见我们姐妹。

他见到我们很高兴，问我们饿不饿，我们还真的饿了，毕竟是血浓于水，我见到他一点也不陌生害怕，我告诉他我很饿，爷爷说，“我这有一碗炖肉，你们一人吃两块，别都吃了，要给我留一点”。

我跟妹妹很遵守诺言的，一人只吃了两块，剩下的全部留给了爷爷，爷爷他胖的走不动路了，还天天的吃顿大肥肉，我真替他担心。

兽医站离我姥爷以前开的大车店很近，他跟我的姥爷认识，我母亲嫁给我父亲，也是他们二老私下给定的终身。

我们看过爷爷，来到了姥爷家，姥爷没有儿子，姥爷的弟弟，二姥爷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的表舅，那个年代，姥爷把二姥爷的儿子，也当亲儿子看待，所以，表舅跟我母亲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表舅的前妻病死了，表舅又娶了一个老婆，听说这个舅妈，对我的大表姐一点也不好，不是打就是骂，最后还把大表姐给嫁的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

这次我们来，我没有见到大表姐，只见到这个后舅妈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脑子有点智障，我们都管他叫傻二，小三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我姥爷每天就跟傻二一个房间，不过傻二对我姥爷可好了，他管我的姥爷叫大爷爷。

我们从姥爷家出来，来到了老姨家，老姨夫也回家休假来了，老姨夫在北京工作，他是一个皮鞋厂的厂长，我跟他也是第一次见面，他看见我，特别的喜欢我。

我们在老姨家住了一宿，又开始行程，来到了四姨家，四姨家的院子有两家，一家是四姨父的哥哥，再就是四姨，四姨夫在北京前门的一个饭店工作，一个月回家一次。

家里平时只有四姨带着三个孩子，二喜表姐，三哥跟表妹三喜，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叫什么，这也是第一次来到四姨家，第一次见到她们。

我们在四姨家住下了，我跟二喜表姐可亲了，也许是我的上边没有一个亲姐姐的缘故吧，见到她就像是见到了亲姐姐，她对我也特别的好就像亲妹妹。

她叫她的朋友们来家看我们，问我会不会跳舞，我跟妹妹很高兴的再大土炕上，光着脚丫子跳起来。

别看我没有练习过跳舞，我在学校里看学校宣传队的学生表演，回家我就模仿宣传队的同学在家自己练习跳舞。

我很大方的跟妹妹给她的朋友们跳了好些的舞蹈，一个大姐姐说“哎呀你们跳得真好，你们要是在我们这里上学，这么会跳舞老师得喜欢死你们”，我们表演完了她们还没有看够。

在四姨家里这是我有生第一次体验到姐姐的爱，也是最后一次，四姨要给我们做年糕吃，我跟二喜表姐，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买红糖。

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跟二喜表姐，淌着一尺多深的大雪，我们一边走一边玩，树上挂满了树挂，这样美丽的雪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走到树下，我趁姐姐不注意，用脚狠踹树干，树上的积雪一下子飘落下来，掉在了姐姐和我的身上，她追着打我，我跑得很快，我们一路上，闹着，笑着，追追打打的，感觉时间过的太快了，我们很快的把红糖买了回来。

在四姨家，住了三，四天，我们跟着四姨一起来到了二姨家，二姨是一个小脚老太太，感觉她的个子很高很瘦，也许是我个子太小的缘故，看见谁都很高，我第一次见到二姨，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在他们家住了一宿，我连二姨的样子嘟没记住，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返回四姨家。

那时候，我们去那儿都没有公交车，全靠双腿走路，母亲这边的亲亲看完了，我们又一站一站的返回到奶奶家。

我们返回到奶奶家以后，看见父亲也来到了奶奶家，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跟三叔吵了起来，甚至还要动手，是五叔给拉开了，这场武斗才没有打起来。

回到北京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要到农村去，我老姨夫特意从他们的鞋厂买了一双翻毛皮鞋，作为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拿着这双皮鞋，我们一起反回奶奶家的时候，叫我三叔看见了。

三叔非要把这双皮鞋要过去给他的老婆穿，我姨父送给我母亲的，母亲怎么能转手再送给他老婆穿那，从哪讲也不合适，可是，三叔蛮不讲理，见我母亲不给，还要动手打我母亲，这时，我父亲站出来说到“你敢打你嫂子试试，我都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今天为了这双鞋，你还想打你嫂子”。五叔也看不下去他这样混蛋的三哥，出面把他们拉开了，这场架才没有打起来。

我母亲在他们家也算是老嫂子了，有句老话“老嫂比母”，要是母亲不在了，嫂子就是娘。母亲十五岁就嫁给父亲，那时，五叔还没有出生，四叔还穿着开裆裤，母亲一边帮着我奶奶带孩子，每天还要出三领苇席，父亲负责把苇席卖出去，后来，父亲在天津找了一个豆腐坊，在那里开始学徒做豆腐。

在豆腐坊干了两年，他来到北京寻找工作，正赶上北京护校招生，他便考上了护校，上了三年的护校后分到医院工作。

几年以后，奶奶又生了五叔，母亲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减少，一边伺候奶奶的月子，还要编苇席，还要给一家人做饭，母亲实在忍受不了这一家人的繁重劳动，也从奶奶家偷着逃了出来。

母亲跑到北京以后，住在崇文门同村的一个老乡家，那个老乡给母亲介绍了一个牛街的私人被服店，哪家人只有姐妹俩个，她们是回民，母亲每天给她们做针线活。

哪个同村的人，把母亲的户口也给偷偷地迁到了北京，占时落在他们家，后来我们管她叫干姨当亲亲走动。

母亲来到北京一年多父亲才知道，妻子也从老家跑了出来，父亲经多方打听才找到我母亲，我母亲问父亲“你养得起我不，养不起咱们就分手，从此各走各的路”。

父亲没有同意跟母亲分手，而是把母亲接到他的身边，他们在北京租了一间房子，把户口落在了一起，父亲的医院招护士，母亲也来到了父亲的医院，母亲被分到了门诊部，后来他们多次换房，最后换到了哪个大四合院。

他们终于能够在一起正常的生活了，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一出生先天性心脏病，很快就死去了，哪个女孩要是活下来，也是老三届的学生，我也就有个大姐姐了。

几年以后，母亲才又开始生了哥哥，我，妹妹弟弟，他们有了我们四个孩子。

1969年2月的一天，我们一家6口人，终于结束了在北京的生活，一切一切的愉快，不愉快，一切一切不该发生的，却又发生了的事情，在这天全部的画上了句号。

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傍晚，我们的车队才到了父母被下放的地方，北部深山老区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包山镇下属的河边村。

村里事先没有给我们预备现成空置的房，大队干部不知道我们的到来，还是一个老乡给我们临时腾出一间东房。

老姨夫也跟着来送我们，早晨，在城里的时候，他给我们几个孩子照了很多的照片，到了山里，他又给我们照了很多，东西搬完后，他跟着车又返回北京。

后来，母亲才告诉我，老姨夫不喜欢他的儿子小强，他喜欢女孩，他第一次见到我的那天，就喜欢上我，他跟我母亲商量，叫她别把我带走，想把我留给他，做他的闺女，母亲舍不得把我送给他做闺女，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还是把我带到了山区。

母亲的脑子还是很聪明的，我们虽然迁到了农村，但是，母亲并没有把我们一家人的户口改成农业户口，依然还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这样就减去了我们到生产队靠劳动吃饭的苦役。

这次来到农村跟回老家不一样，人生地不熟不习惯这里的环境，睁眼闭眼全是大山，只有一条河流，加上第一次经历长途奔波，我到了这里整天在屋子里睡觉不出门。

过了几天后，母亲劝我出去走走，我一出门就有一群小孩子围着我看，好像我对他们来说很新鲜，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说的什么我听不懂，我走到哪里他们跟我到哪里，我看她们老围着我转，我又回到屋里不再出来。

母亲劝我试着跟他们接触，因为这里以后就是我要生活的地方，我才又开始出来跟他们来往，慢慢的跟他们学说地方语言。

河边村的村民很热情，爱认个干亲亲，有一个赵奶奶她没有生过女儿，只有一个儿子，她老人家喜欢母亲，认母亲为干女儿。

他们这一个村的人都姓赵，说是一个祖宗的，他们也有辈分之分，我们就管村里年纪大的男人叫舅舅，年纪大的女人叫舅妈，姥姥什么的。

我们来到这正赶上这里的学校放寒假，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跟这村里的小孩子们混熟了，到了开学的时候，他们带我一起去上学。

我在城里上三年级，带去的课本不能用，我三年级的课本，是他们这里二年级用的。老师开始不相信我是三年级的学生，但是，转学的证明上写的就是三年级，我没有他们三年级的课本，就跟同桌的同学共使一个课本。

在城里上学的时候，我就不爱跟同学们来往，性格比较孤僻，这次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亲爱的老师，随着环境的改变，对农村的不适应，我的性格更加孤僻了。

我不知道我今后还能不能再回到北京去，也就从这个时期起，我暗自发誓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回到北京去。

本村的小学就到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要到别的村子去上学，哥哥是五年级，每天到大队部的村子去上学。

我上学还得自己从家里搬座椅，学校里没有多余的板凳，每天我上学搬来放学搬走，村里的小学生少，就一个老师，所以，四个年级一起上课，先给低年级的讲，讲完低年级的开始做作业的时候，再给高年级的讲，体育课高年级的跟低年级的一起上。

一次上体育课玩抓坏人，老师叫我们几个高年级的先走，到村南头山上的小松林藏起来当坏人，剩下10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后走去抓坏人。

我们很快来到山上，一个男生很淘气，他给我们几个出了一个坏主意说“一会咱们看见他们那些人来了，咱们就从山后回家，叫他们在这里慢慢找吧”，我说“这样行吗。老师要是知道了咱们就得要挨说了”，他说“没关系的，他们找不到咱们也就回去了”。

我们几个人坐在小树林里等着老师带着那些学生来，一会老远就看见了老师领着一队的小学生，往我们这个小树林走来，我们几个见他们快走到山边了，就从树林的后边绕到山后各自回家了。

那些学生傻傻的，找了几个小时。中午12点多了，也没有找到我们这几个坏人。

妹妹中午放学回到家，看我在家里那，好奇地问我“你们藏哪了，我们找半天都没找到”，我大笑起来，并告诉妹妹，“我们几个看见你们来了，就从山后回家了”。

来到这个村子里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慢慢的习惯这里的环境，生活，村子里的小孩很热情对我很好，他们从不伤害和欺负我，我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危险和自卑感，她们总是主动的来找我，带我到山上去挖喂猪的野菜，或是她们到地里干活也带上我，叫我熟悉她们哪里的环境，晚饭后带我一起在街上踢毽子捉迷藏，我教她们威要，劈叉翻跟头。

开春了，山上的植物开始发芽，村里的小孩带我到很远的山上去掰木里芽，一种木里树的芽子，这种树芽包包子很好吃，吃头一口有点苦，再喝一口粥嘴里立刻变甜了。

到农村后煤的供应紧张了，不能跟城里一样，可以随时买煤用，我们家烧火做饭用的是柴锅，母亲上不了山，父亲跟着修路的民工队走了，只有我跟哥哥，要负担起家里的柴禾供应。

那时，哥哥12岁我整10岁，只要不上课有空闲的时间，我们就跟村里的小孩子一起到山上去砍柴，我们二人很能干，不仅能供上家里烧火做饭用，还能慢慢的存下两大垛的柴禾。

赶上星期天不上课的时候，我跟哥哥半夜就起来，跟村子里的大人一起到很远的山里去偷封山柴，要在天亮之前就得离开砍柴的地方。

记得有一次我们又跟着大人一起去偷封山柴，我动作慢了，大人砍得很快，一会就砍了两大捆，背上柴禾就走了。

看着别人都走了，我的柴禾还没有捆绑上，我急得直冒汗，一会一个大叔可能是发现我不见了，又找了回来看我还在捆柴禾，他说“我的小姑奶奶你还没捆好那，一会天亮了就被发现了，谁也跑不了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的帮我捆好，又帮我背到肩上，我跟着他赶紧的一起追赶前边的人，我们背着柴禾回到家里还不到早晨6点钟。

我们附近的山上基本上砍得很秃了，但是在我这个外来户的眼里到处是柴禾，每天放学以后我自己就到离家很近的河对面的山根，去砍很小很小的村里人看不起的小柴禾。

每个村子的山是以山顶为界限，面向我们的山坡就属于我们这个村子的，坡的背面就是外村的，有一次，村里的孩子带我去偷砍山背面的封山被人发现了，外村的人上来把我们的镰刀，背柴用的架子全部给没收了，据她们讲这个村子的队长还是我们大队长的姑爷，别的孩子家长就请来大队长，叫他亲自出面去给人家说好话赔礼道歉。

因为，我们是一群孩子，大队长跟他们一直交涉到天黑，那些人才把东西还给我们，柴禾被没收了。

有一个女孩她比我大，她不上学长期给生产队放毛驴，我没事的时候，她总喜欢带我一起去放毛驴，她教我怎么样往驴身上一趴，驴驮着我就跑，被驴驮着的感觉很有意思，我帮她放驴，她帮我砍柴禾。

她们还带我一起去河里游泳，我不会游泳只会在水浅的地方来回爬，一次，我们一群孩子在白河里游泳，上游下雨了河水越来越大，由于贪玩都没发现河水涨了，只感觉清清的河水变得有一点浑浊了，一个孩子上岸后，才发现是发大水了，她在岸上大声地叫我们赶紧的上岸，告诉我们发大水了，我们很快的跑到岸上来，幸亏那次洪水不大，河的下游不到五百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山根，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水区，现在想起来还真的后怕极了。

父母他们一下放，我们到天天有饭吃了，母亲下放整天在家里呆着没事做，也算上班工资照常发，还能叫我们享受到一天三顿饭，我们再也不会饿着，没人管的时代过去了。

我们家没有自己的菜园子，都是房东给我们菜吃，夏天到了，我有时候去采野苋菜，回来叫母亲蒸包子，我们家只要蒸馒头包子什么的，都会分给房东一份，房东蒸窝头白薯也给我们吃，我们管房东叫大舅，房东太太叫舅妈。

我们两家就像是亲亲，住在一起相处的很好，冬天到了，大舅就到河里用叉子去插甲鱼，插着了他就放到地下的菜窖里，攒到一大洗脸盆了，等父亲回家度假的时候，他把它们宰了，洗干净，由母亲来做，母亲每次做完一家一大碗我们分着吃，我最爱吃的就是甲鱼的蛋，面面的就像是吃鸡蛋黄，但是嚼在嘴里比鸡蛋黄香多了。

房东大舅的大儿子，眼睛有毛病，有一只眼睛先天看不见东西，可能是先天白内障，他娶了一个老婆不会说话，我跟哑巴嫂子关系可好了，别看她不会说话，可她却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什么都会剪，剪窗花，剪鞋样。

我经常跟她开玩笑，用一只手捂住一只眼睛，然后学公鸡叫，她一看我这样，就笑着打我。这样做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懂，因为，我看村子里的小孩子跟她开玩笑就这样。

一个大姐姐给我们几个小孩子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她告诉我们阴历的七月七，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到黄瓜架的下面，就能听到牛郎跟织女见面说话的声音。

七月七这天晚上，还真的有个大月亮，我为了能听到牛郎跟织女相会说话的声音，想听听她们说的什么，晚上很晚了，我还没有睡觉。

等母亲她们都睡着了，大概是晚上10点多，我悄悄地从窗户跳了出去，黄瓜架就在我的窗户外边。

我小心翼翼的来到黄瓜架的深处，蹲在地上，看着天空上的星星跟月亮，竖着耳朵，静静的听着天空，这个深山里到了深夜，还真是格外的静，连河里哗哗流水的声音都能听得很清晰。

我在黄瓜架的下面，蹲了一个多小时，小腿肚子蹲酸了，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依然执着地等着牛郎织女会面的时间。

不知道又等了多久，还没有听到牛郎织女说话的声音，这时，房门开了，我下意识的站了起来，月光把我的身影，投射到了院子里，从房门里出来的人，吓得“啊”的一声又缩了回去。

我一听是房东大舅的声音，我怕把他吓坏了，赶紧轻轻的叫了一声“大舅，是我”，大舅一听是我，又从房子里出来说到“你这孩子，大半夜的不睡觉，在黄瓜架下面干嘛哪？”

我笑了，挺不好意思的说到“大舅，听他们说，在黄瓜架下面，能听到牛郎织女会面说话的声音”，大舅听了我的话一定是又好气又好笑，叹了口气说“那是骗人的你也信，赶紧的回屋里睡觉去”。

大舅把菜园子的门打开，我从门子出来，回到屋里一看表，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大舅这是夜里起夜出来了，不然我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等到牛郎织女的会面。

这个小村，离公社卫生院有二十几里的路程，村民有什么小病都找母亲看，母亲给他们看病从来不收费。父亲给公社的民工当随行医生，常年不在家到处走。

父母刚下来没多久的时候，被当地的人知道了，我父母是精神专科医院来的，不管患者的家有多远，住在哪里。只要我父亲一放假回家，都会有患者来家里看病就医。

有一个叫牛卷子村的，那村里有个出了名的精神病患者，经常抱着她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孩到处疯跑，还经常的把孩子扔在山上，她老公到处的追她，找她。

不知道他老公从谁那听说到，我父亲是精神病专科医院下放来的大夫，能治他老婆的精神病，便试着来找我父亲给他的老婆看病，他老婆到处乱跑不能带到我们家来，父亲便主动上门去他们家给那个女人看病。

父亲用针灸加药物治疗，不到一个星期病人开始明白了，自己也能控制病情了，不再往出乱跑，再见到我父亲去她们家，也知道给他沏茶做饭吃，父亲给她扎了一个疗程的针灸，基本上她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就这样，我父亲坚持给她一个月扎一个疗程，加上吃药，这个病人只花了极少的药钱病就好了。后来，我们两家的关系很好，这个女人认我母亲做干姐姐，经常到我们家来走动。

父亲把这个女人的精神病给看好了，随着，父母的名声也传了出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部深山老区，八个公社全知道了，包山寺来了一个好大夫，能治好精神病。父亲随着民工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找到他看病，扎针灸。